????当前位置:首页 >>历史回眸 > 稿件
目睹孙夫人宋庆龄的两个重要历史时刻
2013年04月22日

杨小佛口述 朱玖琳整理

image

1980年3月6日,杨小佛在宋庆龄北京寓所为宋庆龄所摄照片

image

1932年,作者与父亲杨杏佛在上海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留影

image

宋庆龄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委员杨杏佛(右二)、林语堂(右四)、胡愈之(右五)合影。右三为秘书黎沛华

  2013年是孙夫人宋庆龄诞辰120周年,也是我父亲杨杏佛诞辰120周年,距离他们离世的日子越久,我对他们的记忆反而越发清晰,我经常向人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我讲了一遍又一遍,有些细节我并不在意,所以从没有在回忆文章中叙述过,或者一笔带过,言之不详。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被提醒,那些我不在意的细节背后其实暗含着一些弥足珍贵的历史线索。

一、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次日我在孙夫人家

  孙夫人知道我平时住宿学校,父亲在世时,总是与父亲一起过星期日,如今我没有了父亲,她很关心我星期日有些什么活动,于是安排我假日可以去她家。我只要事先于周六电话联系,如果她没有其他活动,我便可以在周日去她家谈天说地,并与她一起午餐。她同小郎和李妈讲广东话(整理者注:小郎即宋庆龄当时的厨师何元光,李妈即宋庆龄保姆李燕娥,他们都是广东人),同我则讲沪语。我一般都是上午去,不会太早,但也不会很晚,大约在九、十点之间到达莫利爱路(整理者注:即今香山路29号孙中山故居)。

  1936年12月13日,星期日上午,我一如往常地按照事先约定来到孙夫人家,小郎为我开门后便自顾自去忙了,我径直走到客厅,坐等孙夫人。孙夫人正在旁边楼梯间的挂壁式电话机前接电话,我听不到她说什么,也不知道是谁给她打的电话。我曾经进楼梯间打过电话,看到电话旁边的墙壁上贴着一块牌子,上面字迹潦草地记录着一些联系电话,我看到有宋蔼龄的名字——Madam Kung,但没有宋美龄的。上面另外还记了一些出租车公司以及食品商店的电话。那天,孙夫人接完电话后便自言自语地来到客厅,她的神情略带紧张,口中反复嘟囔着“南京(整理者注:指南京政府)出事体了”、“南京出事体了”之类的话。虽然是喃喃自语,但是她说的是清晰的沪语,我在近距离之间是能听到的。

  她没有告诉我是谁打来的电话,也没有告诉我是什么事情,那天我们照常一起午餐。只是在午餐时,她对我说:“最近有人要来寻我了,我要忙了,最近一阵侬不要来。”

  当日,《申报》等各大报纸均在头版报道了西安发生重大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扣留的消息,我因而明白南京政府出的是什么“事体”了。

  人们一直认为孔祥熙、宋美龄在事变当日得知消息后很快就告诉了宋庆龄,但是如果孙夫人在事变当日即得知消息,一来她不会在13日接到电话后表现出紧张、惊愕,二来我也就没有可能在13日如约前往了。看来她其实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是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上午才得知消息的。

  知道夫人要为此事奔忙,我于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去见她。圣诞夜那天晚上,我正在同我的同窗好友一起在沙利文(整理者注:该店英文名Chocolate Shop,是上海滩当时赫赫有名的咖啡馆,位于今南京西路泰兴路路口)吃西餐,店外突然鞭炮声大作、欢呼声四起,我们得知,蒋介石自由了。

二、1937年孙夫人离沪前带我去永安公墓为父亲扫墓

  隔了很久,我又开始联系孙夫人周日去她家聊天午餐。一次午饭后,她打电话30189叫了一辆云飞出租车,带我去霍必兰路永安公墓(整理者注:今古北路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原址)为我父亲扫墓。

  那天是个晴天,天气很暖和。出租车不一会儿就到了,我们上车后,她命司机先到金神父路霞飞路(整理者注:今瑞金二路淮海中路)口停一下。她下车去路口的一家花店买了一束灰白色的花,她家花瓶经常插这种花,我记得她说过这叫Posy Willow(整理者注:应为Pussy Willow,即褪色柳,也称猫柳,灰色丝状的柳絮具有装饰性)。车到永安公墓后,夫人命车子停在门口等候,她拿着花带我走进公墓。公墓里那么多墓碑都一模一样,而且又都是卧式的,放眼望去很难一下子找到父亲的墓,我每次去都要费一番周折。但是孙夫人却不像我这样,她领着我转了一个弯,就来到父亲墓前,看来她来的次数至少要比我还要多。在墓前,她放下花,退后一步,对着父亲的墓轻轻地说:“我要离开上海了,不能来看你了。”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鞠了一个躬。然后唤我去鞠三个躬。我们又站了一会儿,她对我说:“你父亲躺在这里很孤单,没有什么人来看他。”我感觉周围的气氛甚是凄楚,但是我当时年少无知,未能体会她何以伤感。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唯一的一次我同孙夫人一起为父亲扫墓,她特别选在那个时候是有原因的。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全部撤离上海,日军攻入南市区,上海失陷。从此上海“租界”地区成为日本侵略军包围中的“孤岛”。那之后,夫人停止了一切政治活动,于12月23日秘密离沪赴港。日寇侵略气焰日益嚣张,孙夫人不知道抗日战争要持续多久,她何时才能重归故土,“再来看”她的战友。

  孙夫人去香港前曾留下电话给小郎,说有要事可函告香港中国银行宋子文转。这是1945年后孙夫人和我谈起的,我事先并不知道。尽管我曾通过宋子文转交一信,问候她的近况,但此前并不知道她关照小郎有要事可通过宋子文转一事,她也记不得我转信的事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实行无条件投降,孙夫人终于于11月重回上海。在一个星期六上午,我再次去莫利爱路(已改名香山路)29号找她,还是当年的小郎给我开的门。我取出名片写上地址、电话给他,他说原来是杨先生,已认不出了。次日孙夫人的电话便来了,她约我第二天去她当时住的靖江路(今桃江路)45号见面,谈谈别后的情况。第二天我去了,一别八年,我终于又见到了孙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