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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招商局财产,迎接上海解放

  胡时渊(1904—1994),历任国营招商局业务处处长,招商局副总经理、总经理,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

  上海解放前夕,胡时渊响应中共坚守岗位、迎接解放的号召,决意留在上海,并进行了对招商局的护产工作,为全国解放后的运输畅通作出了贡献。此文成稿于20世纪80年代,真实记录了他参与保存招商局的部分运输船舶和物资的过程。在上海解放、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本报特刊登此文,以示纪念。

  招商局是中国最早的航运企业,创始于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至上海解放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局本部设于上海,分支机构遍及全国,国外也有若干办事机构。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上海任招商局副总经理兼业务处处长,总经理为徐学禹。1949年春,徐改任董事长,我任总经理。上海解放前夕,我接受中共地下党的指示,与局内同事一起,在保护船只、船厂等财产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虽然30多年过去了,但回忆起来,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与中共地下党的接触

  1948年10月中旬,我因公从上海到香港。其时,招商局客运部经理俞大纲也因公出差在香港。11月22日,他到酒店来看我,并说:“我想介绍现任香港《文汇报》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张樨琴同你见面,请你谈谈招商局的情况,你看如何?”我表示欢迎,说:“请他们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来看我。来时请他用手指在我的房门上轻敲三下,作为暗号。”

  11月24日下午2时,客人如约而至。我向张樨琴详细介绍了招商局各方面的情况,他听后问:“胡先生准备来香港住家么?”我说:“还没有定,正在考虑中。”张说:“我劝你留在上海,不要走了。保护好招商局的财产,这就是起义,也就是你最好的前途。”我表示愿意接受他的劝告,留在上海为人民做些工作,他赞扬了我的积极态度。

  然后,张樨琴又问我准备怎样做好护产工作。我说:“招商局的最大财产是船只,现有总吨位近五十万吨,其中海轮五十多艘,长江大轮十多艘,拖轮、铁驳一百多艘,各港埠内使用的小火轮五十多艘。按照国民党的疏散计划,准备陆续把这些船只撤往台湾,我们应该千方百计把这些财产保存下来。”听到这里,张樨琴频频点头,表示赞同。我还着重谈了保护长江轮船的重要性,说:“海轮随时可以向国外买到,而江轮却买不到,必须由自己制造,造船比买船困难得多。此外,长江轮船对于解放后恢复国内客货运输有极大的用处。”张对此表示同意,并叮嘱我:“那么,你就好好地干吧!”

  临别时,张樨琴说:“我们今天的谈话,不得对外泄漏,以后也不必通信联系。你回到上海后,可以在清早和晚上收听解放区的电台广播,了解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谈话至此结束,谈了约两小时。

  后来,我经常收听解放区的广播。有一次,河南新乡中共人民电台午夜广播说:“中纺公司总经理顾毓瑔、招商局总经理胡时渊,你们要坚守岗位,迎接解放。”我听了,十分兴奋,更坚定了我做好护产工作的决心。

  “江顺”“江安”“江泰”三轮事件

  1948年12月4日,我从香港飞往台湾,原来想旅游一个星期,但游览了两天后,突然得到招商局“江亚”轮在吴淞口外沉没的消息,便于6日赶回上海。

  回到上海后,我按照张樨琴的嘱咐,从事反对疏散的斗争,其中,“江顺”“江安”“江泰”三艘江轮的事件是重要的几个回合。

  1949年2月中旬,“江顺”轮船长黄友士从汉口随班轮来到上海,悄悄问我:“听说本局的长江轮船都要撤往台湾,有这回事么?我是否可以不去?”我说:“可以。我有个设想,现在‘江安’‘江泰’两轮都停泊在上海十六铺,准备整修。你的‘江顺’轮也可抽下来修理。将这三艘江轮都开到长江中游去,以修理为名,把它们保留下来,等待解放。船上的职工,除船员外,一律下船回家休息,工资由上海和汉口招商局按月发放。如果你同意我的设想,可以与‘江安’轮李船长、‘江泰’轮陈船长商量一下,然后报请船务处批准。”他表示同意,并照我的意见去办了。

  3月初,黄友士从船上发来密电,说三艘江轮现抛泊于离汉口四十里的江中心。3月15日,汉口招商分局经理李荪芳把这件事情以长途电话报告了徐学禹,还说海员工会主席李雨田已为此事向他提出质问:“你们把三条大轮抛泊在长江中游,有什么企图?”李雨田还煽动原已回家休息的三艘船上的职工聚众闹事,并向南京联勤总司令部揭发。

  徐学禹接电后,向船务处询问情况,船务处回答说:“是三位船长要求整修的,由船员自己修理和油漆,比较安全省钱,时间上也要比交给修船厂修理快得多,一俟竣工,马上开往台湾。”徐学禹又问我是否知道此事,我说知道的。

  同日,徐学禹又接到南京交通部航政司司长李景潞的电话,询问三艘江轮停泊江中的事情,并说有人已向联勤总司令部检举,要交通部查复。徐就把船务处所讲的情况告诉了他。于是徐学禹叫船务处急电三位船长将江轮从速驶回上海。

  在这种情况下,“江顺”“江安”“江泰”三轮不得不开来上海,但船上存煤不够。他们来电向招商局供应处请示,我说:“现在这三条江轮没有运输任务,在九江、汉口多等几天,没有关系,煤炭叫南京招商分局派小火轮送去。”我随即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南京招商分局经理窦毅,对他说:“你们送三百吨煤去九江,煤是要送去的,但不必着急,慢几天也可以。”我这样做的用意,在于拖延时间,等待长江方面战争形势的变化。

  3月20日,九江和安庆间的华阳镇解放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暗暗高兴。长江下游的交通既已中断,“江顺”“江安”“江泰”三轮就回不了上海,为人民所有了。

  “江新”轮的斗争

  围绕着“江新”轮的斗争除上述三艘江轮外,我们还设法保存了“江渝”“江建”“江华”“江平”“江新”“江陵”六艘江轮,其中围绕着“江新”轮的斗争较为突出。

  “江新”轮是一条很好的大江轮船,既不能托词修理,又不能无故停泊,怎样才能把它保存下来呢?只有从制造故障入手。我同几个相熟的船员谈了以后,他们都很赞成,就把轮船里的“转动地轴”拉开。地轴一失灵,船就不能行驶了。于是对外扬言,“江新”轮机器损坏,必须经过大修后,才能开往台湾。

  到了 5月22日下午,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突然派来一名军官,随带5个士兵,冲进我的办公室,用命令的口吻说:“我是陆科长,你马上派船员上船,将‘江新’轮开往台湾。”我和颜悦色地对他说:“不是不肯开,‘江新’轮机器损坏,开不动。”他说:“我已调查过了,并未损坏,接上地轴就可以开动。”我说:“倘若你们不信,我叫船务处的人来证明。”他说:“我不相信,你叫船务处负责人来,陪我们一起上船去查验。如果能开,就开出吴淞口;如果真的开不了,就在原地破坏。”

  没有办法,我只得把船务处黄慕宗、马家骏两人召来,陪陆科长等6 人一起到“江新”轮上去。我办公室的窗口面临黄浦江,他们走后约两小时,我从窗口望出去,看见“江新”轮缓慢地从十六铺开来,驶到陆家嘴地带,又掉头返往十六铺。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疑惑不解。

  过一小时,黄慕宗和马家骏都安全回来了。黄说:“我们上船后,恐怕被他们破坏沉没,就接上地轴,解缆开航。但将开航时,陆科长等人突然离开‘江新’轮,跳上了预先准备好的一艘小火轮,跟随在‘江新’轮后面航行。因为战争已经逼近黄浦江畔,轮船开到陆家嘴时,有枪弹在驾驶台上飞过。我们感到很危险,就停止前进,而陆科长所坐的那艘小火轮却飞快地超过‘江新’轮,向吴淞口方向仓皇逃跑了。于是我们又开回了十六铺。”一场危机就这样顺利地过去了。

  保存修理船、仓库船和修船厂

  招商局原有一艘修理船和三艘三千吨的水上材料仓库船。4月间,徐学禹在上海时,修理船正在整修,他要求5月16日以前修理完毕,并拖带满载船用物料的水上仓库船一艘驶往台湾。5月12日,徐飞赴台湾时,又一再嘱咐我办好此事。

  5月14日下午,修理船船长孙照熊到办公室对黄慕宗说:“修理船已修好,仓库船也已装载完毕,可以开往台湾了。”我赶紧插嘴对孙照熊说:“你们提前完成任务很好。你们辛苦了,让船员们回家休息,开船的事情,我们再通知你。”

  徐学禹到台湾后,从5月14日至18日的几天内,一连发来三份电报,催促修理船和水上仓库船快快开出,我回电敷衍。最后,给他拍了一份假电报,说这两艘船已于5月19日开出,大约十天可到达台湾基隆港。其实,这些船都安稳地停泊在黄浦江内,一动也不动。

  招商局在浦东原有修船厂一所,职工两百多人。按照徐学禹的疏散计划,准备搬到台湾,与台湾造船厂合并。怎样设法把它保存下来,使职工安心留在上海,是一个问题。3月间,我同领导该厂业务的船务处副处长辛一心和厂长陈绍焕商议办法,决定了下列几点:修船厂职工的4 月工资提前发放,并一次借给各人3个月工资;修船厂自4月起停工,将全部机器运往招商局中械码头仓库内储放;职工中愿意留在上海的,回家休息,不必上班。如果有人想去台湾,可向人事部门办理调职手续,先去台湾。

  厂长陈绍焕把这三项办法公布以后,全体职工表示满意。于是我嘱咐船务处、财务处、人事部门分别照此办理。我又叮咛陈绍焕两点:挑选几个可靠的老工人搬到厂里去睡,好好看守财物,不许他们任意离开,也不许别人随便进厂;对于拆卸修船厂机器一事,要严守机密。万一有人问起,就说是搬到台湾去的。陈绍焕办得很妥善,中间没有发生什么麻烦。

  5月25日,上海苏州河以南地区一解放,我们就通知回家休息的职工来厂上班,搬回机件,迅速复工。

  拒运疏散物资

  国民党兵工署原来储有5000吨铜元,是中央信托局交给该署作为制造军火用的。1949年3月,兵工署命令招商局业务处处长施乃徵调拨船只将其全部运往台湾。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装船。

  我赶紧跑到十六铺码头,N3型轮已经装上了铜元1000吨,我立即下令停止装船。该轮载重量为2000吨,其短装的1000吨,改装其他一般商货去了台湾。我对仓库管理员说:“留下的4000吨铜元如何处理,我会告诉施处长的,你听候命令好了。”

  关于运输铜元一事,自5月6日至12日的7天内,淞沪警备总司令部曾经向我催询过3次。第一次是汤恩伯叫我到总司令部去,由他亲自催问:“铜元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运往台湾?”我答:“正在调度船只,很快就可运出。”第二次是警备司令陈大庆亲自向我催促,我说:“三四天内即可装船启航。”5月10日夜,汤恩伯在总司令部内当面对我厉声叱责:“4000吨铜元限你在5月12日以前全部装船运出。船只启航后,你要打电话向我报告,我还要派人前往查看,不得有误。”我唯唯称是,表示一定办到。

  在回家途中,我边走边想,看来铜元不能不运了,但装上大轮,势必要运去台湾。如装上出海铁驳,就可以停泊在吴淞口外的高桥洋面,等待解放。主意既定,我就于第二天一早把自己的设想告诉了史济威,他认为可行,于是照此办理妥当。

  到了下午4时,我估计拖轮、铁驳已经驶出吴淞口外,便打电话给陈大庆说:“请你向汤总司令报告,4000吨铜元已全部装运出去了。”上海一解放,史济威就把这4000吨铜元从吴淞口外的抛泊处拖运回来。遵照解放军总代表于眉的意见,在黄浦江码头把铜元全数交中国人民银行入库。

  迎接上海解放

  徐学禹升任招商局董事长后,经常来往于上海、台湾与香港之间。1949年4月,他由香港飞来上海,指出招商局的重点要从上海搬至台湾,原台湾招商分局改为招商局总局,并叫我赴台湾去任职。我表示要暂时留在上海,台湾招商局总经理一职建议由韦焕章代理,徐勉强同意了我的要求。

  5月20日,徐学禹从台湾招商局电台给汤恩伯拍来一份电报,要他把我从上海弄去台湾。这份电报是由上海招商局电台收转的,主任秘书陈仲瑜把电报拿给我看,我看了以后,立即把电报塞进口袋,对他说:“不必转去了,也不要告诉别人。”

  5月24日,又发生了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企图逮捕我的事情。当天上午,有个中年人在我的办公室窗口探头探脑地向里张望,我有点认识他,是招商局警务室的人,便大声说:“你们不是已经到台湾去了么?”他回答说:“我马上就要走了。”对他鬼鬼祟祟的行动,我产生了怀疑,就离开招商局,到南京路上去闲逛,在马赛饭店吃了中饭。

  中午12时左右,警察局的“飞行堡垒”开到了招商局,因为我不在,没有被抓到。5月24日夜间9时多,马路上枪声密集,解放军已开始进入市区,我心中极为兴奋,在沙发上坐了一夜。26日上午,我到招商局去上班,黄慕宗陪同船务处职员、中共地下党员朱谷人来找我说:“朱谷人代表共产党来查封局里的银箱和档案橱,听候军事代表前来接管。”我同朱谷人到各处室加贴封条。27日,上海全部解放。人民解放军派于眉和邓寅冬同志为正副军事总代表,于6月5日前来接管招商局,我一一作了移交,其中包括美金二十万元。党信任我,叫我留在招商局任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