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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拒绝“中间道路”
2018年02月22日

  1949年9月21日,万众瞩目、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的怀仁堂隆重开幕。作为参会单位之一的民革,也派出代表参加了会议。在开幕会上,代表民革发言的何香凝提出,孙中山先生奋斗了40年的目标以人民政协的开幕为标志终于实现了,她发出号召:“我们信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信徒,今天,要来做一个模范的新民主主义工作者。”

  看到这里,有的人或许会发出疑问:民革——由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所创建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如何成为了新民主主义的“工作者”、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道路呢?

  一场论战凸显的政治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民革在成立之时所面临的一场“论战”。

  1948年 1月,也就是民革宣告成立的当月,一些人士在国统区的《大公报》上接连发表了诸如《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等带有“宣言”性质的文章,认为“武力不能解决问题”,提出中国应该实行所谓的“自由主义”,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号召“自由分子站起来”,提出“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倡议仿效实行欧美式的“民主的多党竞争制”。这样的观点,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社会上随之掀起了一场关于“自由主义”的激烈争论。

  就在争论正酣之际,美国也前来“凑热闹”。2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告中国人民书》,也鼓吹中国可以走“第三条道路”。司徒雷登提出,中国的爱国之士“可组一新党,而对政府作建设性之批评”;也可以在美国支持下“组成若干团体”,“倡导若干有关改革之主张及进步之运动”。美国的掺和让论战的激烈程度加剧,部分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一些颇有成就的学者等受此影响,也通过多种方式加入“第三条道路”的宣传阵营,由此引发的社会思潮对相当一部分人产生了影响。

  应该说,这种思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自抗战结束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不同的政治势力一直有着不同的见解。有些人士对国民党的专政独裁进行严厉的批评,但又不认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主张。他们受英美政治制度影响,以国共之外的第三方面力量,提出有别于国共两党的、“不偏不倚”的第三条政治路线,也就是前文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又叫“中间道路”,配之以相应的政治纲领、建国方案等内容。“中间道路”思想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想法,因而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响应与传播。

  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内部的公开分裂,引起国民党内部极大震动,也引起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高度关注,成为美国政府、国民党不同派系极力拉拢争取的对象。如当时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宋子文就亲赴香港,提议与民革联合推翻蒋介石,在广东另组政府,由广东政府直接与中共谈判。而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历来反蒋,想借民革成立之机行取蒋代之之事,几次派人到香港拉拢李济深。蒋介石在军事上的接连失利,美国政府已经产生了“换马”意向,积极地寻找在中国的新代理人。鉴于李济深的影响、民革的影响,美国政府游说李济深,寄希望于民革在美国支持下代替蒋介石组织一个新政府,然后由李济深出面与共产党谈判,实行“划江而治”。

  在这种背景下,在面对这些重大问题时,民革成员意见并不一致。有一些人,因为受过“欧风美雨”的影响,对国共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抱有幻想;还有少数人提出搞武装,扩大势力,自成体系,以便一朝全国取得胜利,可以“分红”。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何种方式加入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阵营,是否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成为民革必须正视的重大政治问题。

  坚定地反蒋反“中间道路”

  同样是 1948年 1月,身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在中共香港分局主办的《华商报》元旦特刊上发表了一篇与《大公报》所刊登的基调完全不同的文章——《除恶务尽》。

  在文章中,李济深指出,抗战以后,全国同胞曾怀着“无限欣慰的心情”等候和平民主出现,但因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逐步摧毁人民的愿望”,此后蒋介石独裁统治变本加厉,处在当下的人民“对独裁政府已由失望而绝望”,深切了解到“独裁者绝对不会有丝毫的和平,丝毫的民主出让”,要想求得和平民主,“就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去推翻独裁统治”。他号召站在“民主阵线”上的同志,“以人民的意旨为意旨”,在人民对独裁政府“忍无可忍、让无可让”之时,就要“跟着作粉碎独裁统治的行动”。这篇文章不足千字,却尽数道出当时社会上已经“绝望”之人的“绝望”之情,同时表达了刚刚成立的民革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决绝态度和要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坚定决心。

  此时战争已经进入战略反攻期。中共从 1947年 10月起,先后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件,响亮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目标,宣布“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样的号召是中共长期以来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具体体现,反映了中共与国民党政治取向的根本不同,契合了人们长期以来的愿望,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的信心与斗志,也对广大民主人士产生了深远影响。“中间力量”在反蒋的共同目标下与中共更加紧密地联系与合作,逐渐对中共的革命性、先进性,对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与认识。现实条件让“中间力量”内部出现重大分化,认同“中间道路”的力量越来越少,相当一部分人士逐渐地抛弃了原先的幻想,形成了共识:在民主与反民主的阵营中只能选择其一,而断不存在中间的、独立的政治立场。

  就在民革成立后不久,民革创始人之一朱学范就清醒地认识到“中间道路”已经行不通了,对于新成立的民革而言,必须找到自己的“民主阵容”“革命同伴”,即“苏联”以及“中共和民主党派之统一战线”。他在深入东北解放区的农村、工厂、煤矿了解情况后,感受到解放区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社会,生活在解放区的人民已经翻身当上了新社会的主人,在中共开展的群众路线下,解放区人民所展现出的力量是无穷的。他通过信函告之李济深,李济深接到信后,以电报和信件方式委托朱学范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取得联系,表示民革愿意与中共合作,并建议尽早就成立新政协和民主联合政府交换意见。李济深还表示,民革是坚持孙中山“联共”政策的,民革在香港得到中共南方局的诸多照顾,将来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更要中共中央多加支持与帮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不成问题的”。

  与李济深、朱学范书信往来探讨的同时,在香港的民革领导人对“中间道路”观点也进行了有力的公开批判。3月 6日,民革创始人之一谭平山在香港《华商报》发表《巩固统一战线,粉碎和平阴谋》一文。3月 12日,民革中央在纪念孙中山逝世23周年时发表《告本党同志及全国同胞书》,明确表态民革“不信有帝国主义卵翼下的自由主义,不信中国人民所企求的真正永久的和平,能够在卖国独裁政权彻底推翻之前出现”。

  在几位重要创始人的带领下,民革内部在革命大目标、大方向、大方针政策上取得了一致,保障了民革作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思想统一、团结以及政治路线的正确,为随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积极响应“五一口号”

  1948年 4月30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新政权的纲领。5月 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又致函李济深、沈钧儒,提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党派人民团体“相互合作”的意见,并建议 1948年秋在哈尔滨召开政协会议,由民革中央、民盟中央、中共中央三党联合发表声明,以为号召。5月 2日,中共中央邀请民革的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等以及其他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区参加协商。

  “五一口号”的提出,与国民党政府一直以来的倒行逆施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口号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代表了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全中国大多数人的呼声,可谓审时度势、顺应民心、适应国势,获得广泛好评和拥护。民革对此热烈拥护响应,认为“五一口号”的发出“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合本同人等之本旨”,并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满腔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5月 8日,在港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连续就“五一口号”召开座谈会,并发起以香港为中心的新政协运动,与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南北呼应。民革就新政协召开一系列问题与各党派认真而深入地讨论,并在讨论中与中共及各民主党派之间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基本形成了共识,促进了民革与中共及各民主党派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也为新政协会议的筹备与召开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基础。

  6月25日,经过多次充分讨论,民革公开发表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明确表示赞同中共中央“五一口号”,认为这个口号的提出是“诚为消灭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和建立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所应循的途径”,公开表示民革要“以此号召本党同志、全国人民,为新政协之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之召开,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同时,在这篇声明中,民革对当时国内外政治势力提出的“中间道路”基调给予坚决有力批判:“今日之中国,只有革命或反革命两条道路,即爱国与卖国之分,民主与反民主之分,其间绝无中立徘徊之余地。苟且偷安,投机取巧,倚靠美帝扶持,轻视人民力量,都是自绝于民主,自绝于人民的死路。”自此,民革明确了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愿意站在“人民方面”、站到“民主阵营方面”,投身新中国的成立与建设之中。

  “五一口号”发布之后不久,受中共中央邀请,民革领导人与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代表相继北上解放区。解放区崭新的气象,中共的热情招待,都使他们对中国革命有了更为直接的认识。在东北解放区举行的民主人士欢迎会上,李济深发表演说。他说,在解放区“看到一般平民真正享受了民主成功自由的幸福,生产建设突飞猛进,特别是动员人民的力量有了最大的成功,以及中共党员领导人民工作的艰苦努力和解放军的无比英勇,令人钦佩不已”。

  1949年 1月,蒋介石提出“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谈判请求,毛泽东则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表示中共愿意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开展和谈,从而打破蒋介石假借“和谈”拖延备战的幻想。22日,李济深、谭平山、朱学范与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 55人,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并对毛泽东关于时局的主张及所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表示“彻底支持”。这是民革公开表明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态度,标志着民革的重大政治转变。从此,民革与各民主党派一致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大公报》因不断遭受国民党的指责打击,在 1948年年底于香港发表《和平无望》,也宣布改变立场,明确了反蒋态度,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阵营。

  随着三大战役的相继胜利,民革与中共的关系从共同反独裁、反内战、争取和平建国,进入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新中国的新阶段。民革参与了新政协筹备会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各项必要准备工作,并派出代表参加了新政协会议。会议上,就出现了文章开篇出现的那一幕。

  (本文节选自《大道——多党合作历史记忆和时代心声》,孙春兰主编,团结出版社,2017年出版)